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母校121周年校庆前夕的校友终身学习讲堂上做这个启动仪式后的首场讲座。我今天先做个开题，余下的时间和大家互动交流、相互学习。
首先，我觉得终身学习这个题目选得特别好，它确实是我们每个校友从学校毕业后都会面对的课题与挑战，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人生是一段旅程，也是一场终身的接力赛。某个阶段上的领先或胜出并不能说明很多。做再大的官，也有退休回家的日子；做再大的企业赚再多的钱，也有年老体衰的归宿。我们在校的时间，毕竟短暂，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校友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有机会做出自己奋斗的精彩、得到自己感受的幸福。
我们很多校友经常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离开学校的时间越长，越会感到当年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那些费尽脑筋辛苦解答的海量习题，还能记住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所谓都还给老师了。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都知道，自己读了大学和没读大学，还是会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既然学过的大多数知识都会忘却，那么我们在短短几年的大学生活中，究竟学了什么使我们长期受益呢？我想，恐怕主要是开拓了我们的思维视野，提高了我们自己再学习的能力。大家知道牛津和剑桥都是有着数百年历史而长盛不衰的著名大学，有句话这么说：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nothing。有人用中文翻译为，“牛津教你有中之无，剑桥教你无中之有。” 我自己理解这是说牛津大学以社会科学见长，出了众多的政治家和社会名人，因此牛津教的是悟性。而剑桥大学以自然科学见长，出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剑桥教的是创新。不过说句实话，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当初在牛津读书和剑桥工作的那些年，从来没听过这个话，倒是回国以后才看到了这个说法。但无论是国外进口内销还是国人自创假托，我觉得这个概括倒是确实多少抓到了大学的精髓。无论是悟性还是创新，都是我们能够终身学习和不断进步的根本。
回到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一日千里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创新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那么什么是创新呢？从字面上看，创新就是要创造新的别人或前人没有的东西。因此，因循守旧创不了新，模仿抄袭也不是创新。创新就是标新立异，与别人不同，与前人不同，与权威不同。所以我今天既然讲创新这个题目，也就要力求不去重复现在常见的解读从而浪费大家的时间，也要按创新的要求来讲创新。
上面说到，墨守成规肯定创不了新。创新必须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而且标新立异就必然同时包含着更大的风险和更大可能的失败，这样就需要有容忍和鼓励标新立异的氛围、文化和制度。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必然要推翻成见或无中生有。故一致性是科学进步的大忌。世界上最早和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术机构，是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即今天所说的英国皇家学会，其座右铭就是“take nobody’s word for it” （不信任任何人说的话）。同时，创新还需要有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并且有茁壮成长的环境。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对于技术的引领和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而从科学史上看，新的理论、新的假说和新的创见，许多在开始时并不被重视或承认。同时，近代科学是在相对于人口极少数的杰出人物手中诞生的。其中的不少人或者出身贫寒，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伟大发现的天才；或者特立独行、行为乖张甚至有明显的道德瑕疵。如果论资排辈或求全责备，这些人很难有出头之日与展示才华的机会。因此创新不是靠大家天天喊创新这个口号就能喊出来，也不是简单用重金就可以催生出来的。创新也有一个真想和假想的问题。假想就是不管自己的条件和可能，天天只会喊口号或者官僚主义的乱干蛮干。真想就需要下功夫研究、精心爱护和培育创新的土壤和环境。
创新环境的营造当然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但是应该说我们的教育在其中有自己特殊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教育从小就要求整齐划一、循规蹈矩、压抑个性的发展与张扬，只要听话不敢想象和批判，创新自然就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如果我们的大学学习和教育，主要围绕着毕业文凭和学位，去作为就业谋位的敲门砖，那么，需要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创新也就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做出原创性的重要突破和贡献。
以我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为例，一方面作为教学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性越来越贫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越来越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理解更不用说发展也是止于皮毛，不甚了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研究创新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条条框框也越来越多，让人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难有创见。学生们的学位论文很少正面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更不敢大胆怀疑、力求创新突破，而多是按照流行的学术范式编一个数理公式，找一堆数据最好是独家数据，用复杂的计量方法来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经常是割裂和舍弃研究对象的广泛联系，硬从自己可得的数据中加工证明出单一的因果关系。
前不久，我的一位研究生在讨论中介绍讲评和借鉴了一篇发表在健康经济学领域英文顶级期刊上的文章，此文以我国实施的一项法律前后的数据为基础，用双重差分法论证了在法律实施前后对妇女健康影响的差异，并用各种计量方法进行检验，证明了这个法律实施后对妇女健康产生的显性影响。这篇文章所用的数据来源独特，政治正确，选题热门，因此发表在该领域的英文顶刊上。但是实际上仔细一查，在这条法律实施之前，国务院早就颁布和实施了相同的条例，这次仅仅是将国务院的行政条例转为法律，对实际生活几无影响。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所谓前后不同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数据，其实是在相同的法规环境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挖掘出前后比较的显著变化，只能是数据人为选取或加工的结果。据我所知，这类削足适履的所谓以数据为证的研究在不少学科都存在。可以想见，在追随这种实用主义的新八股潮流中，花费的精力和聪明越多，离真正创新发展的距离就越远。
刚才校长要我今天的讲座结合个人的成长体验。那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打小在班上成绩就总是中等偏上，天赋不高，但由于从懂事起就是“黑五类”子女，受人歧视，多少养成了表面内敛、内在我行我素的倔强个性。初中没毕业，又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十几年。考理工科肯定是没门了，考文科用简化的数学卷子，也只考了40来分，英语更是在首堂摸底课上，连26个字母也只能默写出一半。承蒙东南大学（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当时的招生老师和学校领导的不弃，最后竟然被扩招进了78级的马列师资班。进校后为了提高自己的数学和英语的水平，我就不管给定的课表，混到数学和英语师资班去旁听，所幸这些班的老师都没有把我赶出去。由于不务正业，自己被规定要上的课又缺了很多。有一门课甚至从头到尾都没去上过，结果由于任课老师宽大为怀，最后允许我去参加考试还给了我一个70分。因此有时候我想，如果说自己后来还算多少取得点成功，除了终身学习的勤奋以外，其实还要归因于母校的有容乃大。我的那点个性的棱角才没有被早早磨平（声明一下，我绝对没有把自己后来的错误和任性的责任推给母校，或者教唆今天的学弟学妹们不守校规的意思）。
毕业之后刚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就因导师生病，让我代他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会中就与主持会议的部委领导争辩说理起来，害得我导师听说后还跟人家致歉。后来又仅凭刚生吞活剥学来的一点知识，与同伴一起凭直觉给中央写报告和其后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断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不会在主流经济学所说的一般均衡中运行，而会在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双轨制非均衡状态中实现。改革的目标不是从单一公有制过渡到单一私有制，因而建议要建立市场化运行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本世纪初，国家决定国有股、法人股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我则反过来不客气地写了“漫漫熊市的信号”和“有错就改”等文章，认为不顾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形成的股权分裂的现状，强行减持必然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造成漫漫熊市，这样的错误早改早主动。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国务院领导从善如流，停止了国有股减持，后来中央又决定并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后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风口中，我又唱反调与当年改革的同伴们争了起来，力辩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将不可避免造成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是中国改革和当今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因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保守派。在前些年震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中，我恰好当时担任万科的独立董事，又违反独董不作为不吭气的行规，在董事会上投票成功否决了大股东的意愿，并在《上海证券报》上连续发表了六七篇长文，挑起了一场大争论，强调如果认钱不认人，放纵金融资本大鳄野蛮跨界扩张，监管者和肇事者都必将自食恶果，尽管后来不幸一语成谶，但当时则遭到集体围攻。当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中国开始了整体大腾飞后，但还是有一些人嫌中国做得太差太慢、指责所谓“浪费的十年”时，我偏出来自找没趣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过去走得太顺了，今后恐怕不会那么平坦，结果被很多人骂得狗血喷头。
前些年在民营经济受到怀疑，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众矢之的时，我则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强调，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指出马克思确实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但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又特别指出对《共产党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一定要同时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继承下来的＂祸害＂，取消官吏、常备军和警察这类压迫性的工具。我们有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整天惦记和叫唤着要消灭私有制，却压根不知道它需要与国家机器同时消亡。因为从历史上看，权力的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条件与前提。在前提根本不具备时，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只会带来灾难。还有一些更出格的例子我今天也不能再举了。总之，像我这样总是不合时宜地自以为是、不顾别人感受、自身毛病又一大堆的人，没有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宽松环境与兼收并蓄，是根本不可能适存的。由此可见，连我这样小小的立异标新，都需要那么多宽容宽松与支持关爱，因此要迎来一个创新泉涌、人才辈出、天才不断的创新时代，更是需要能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妍斗艳的肥沃土壤和美好环境。
中国早年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胡适后来也认识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借这个话我想说，就创新而言，宽容比砸钱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创新，关键在于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一定要是人才，最好是天才，否则将熊熊一窝。但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才的子女通常就不再是天才，天才也经常并不产生于名校。特别是天才不是全才，往往特立独行，乃至言行怪僻，不招人待见。据说当年拉普拉斯提出太阳系的星云起源假说，其时所向披靡的拿破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到它的创造者（上帝）呢？拉普拉斯自负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可见天才往往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因此宽容才能有利于天才或天赋高的人产生、冒头和成长。
记得三年前武汉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由于有人在网上爆料称时任国家疾控中心的主任，不管疫情而去抢着发论文以至延误了疫情防治，煽起了一面倒的群情激愤，把矛头集中对准这位实际上是北京最早发现和向上报告疫情的知名科学家，周边上下又没有一个人出来帮他说话。一时间大有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之势。要知道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很不容易，因为正好都是牛津大学的校友，后来校友活动会上也见过有交流，我几次劝他要写篇东西给自己澄清一下，否则就会成为历史上潮流裹挟之下的牺牲品了。但他瞻前顾后、忧心忡忡，始终不敢发声。最后我一时冲动就自己越俎代庖写了篇“群殴可能是搞错了对象”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由于时代进步，领导英明、群众觉悟快，问题说清了也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见再大的科学家也有自己的脆弱之处，宽容宽松的环境对于人才生长和科技创新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讲创新这个题目，当然就不能回避现在不少人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创新的忧虑。随着Chat GPT的出现，生成式AI似乎一时成为时代之宠。同时对Al创新无序扩张的担心，乃至Al将会终结人类的预言，也都成为热门的话题。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不过，科技创新能否规制，应否规制，从人类发展史的跨度来看，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回答。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是人属动物中的被称为智人的一支。所谓智人，言外之意就是在体力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智力发展上有独特之处。人类的远古祖先南方猿人早在100多万年之前就已灭绝。人属动物中的其他人种也都至少在几万年前均已绝迹。作为智人的人类能够独独存活下来，并且成为地球上动物界的主宰，主要是因为智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与语言和思维能力方面的不断进步创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文化、科技、艺术、体育以至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身心发展的需要而创新的产物。人类至今还能存在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人类。
人类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能力超过人本身，这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说，从人类制造和使用最初的工具开始，使用工具总是比人徒手的能力更强，从最初的打磨石器到现代的汽车飞机从来如此。尽管在某些新的工具或机器的发明之时，每每有人担心这些创新发明的副作用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但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对享受快乐与满足欲望的不懈追求，使创新不可阻挡。今天发展人工智能的领先企业和专家，率先发出的要求限制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就像当年的几个有核大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一样，不知是他们真看到了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威胁，还是为了维持先行者的垄断或领先地位。因为即便吃瓜群众也能看出，在今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和企业特别是国家之间竞争残酷激烈的时代，今天肯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工智能继续竞赛升级的比拼和发展。如果人类的科技创新包括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发展，在目前格局下是根本不可阻挡的话，那么，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危险和威胁主要会来自哪个方面？是人工智能脱离了人的控制，转而实现对人类的控制和奴役，还是如同爆发核大战一样，是人类自身中的狂徒因为自私的目的和偏执的信念使用人工智能作恶，从而导致人类灭绝的危险？
想象与议论高智能的机器人会超过乃至毁灭替代人类，自然是一个令人激动和足以吸引眼球的话题。鉴于科技革命的一日千里，我们很难排除今后若干百年、千年或者万年、亿年后某种超越替代的可能性。不过以我个人的浅见，我们恐怕还不能过高地估计当今人类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人工智能诞生以来70多年的起落与冷热，就是因为每当人工智能取得一些突破或进展的时候，总是会引来一些对人工智能发展过高因而无法兑现的预期与承诺。作为灵长类之首的现代人类，是地球生命几十亿年演化的结果。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几百年以来，人类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些认识无论是与浩瀚的宇宙、我们的地球家园还是人类自身的奥秘而言，都还在初步探索和不断更新的过程中。人类不必说在宇宙中如何渺小，即便是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大自然的变化面前，至今仍然相当地无力无助。人类面对如病毒这样的微生物，对自身细胞的变异如肿瘤，办法仍然不多，对自己精神性的疾病和机理，更是所知甚少。迄今为止，人类还完全不知道生物细胞如何产生思维和情感，不清楚思维与情感是生物细胞独有的还是非生物细胞也能实现的功能，更不必说如何制造出这样高智能高情商的机器。
其实即使设想将来某一天，人类造出了比自己更智能的机器，这样的机器会怎样思维？我们从童年开始就听的童话，多是把动物做了拟人化的理解。如狼吃小羊要编造一些借口，实在不行了就凶相毕露。其实这都是人的想法，而不是狼的想法。狼要吃羊是因为饿了，为了生存必须觅食。狼、羊和草之间有着内在的依存与生态平衡关系，是生物在地球环境下演化的生物圈的自然结果。人类由于文化进化和文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是这不能改变每一个人不用学习和模仿，就有着与生俱来的利己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利亲主义。这是由人的生物基因所决定的。人的贪婪性和侵犯性都是植根于此。因此无论多么智能的机器，只要它是非生物的，它就没有如同人类一样天生自利而且必然伴随终身的生物基因，从而也失去了如同人类的自私、贪婪和侵犯性的来源根基。对于非生命的高智能机器能否和会怎样思维和选择行为，我们今天还根本无从去揣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显然不能用拟人化的思维去假定智能机器的本性与行为选择。
我们知道，性是人类乃至动物竞争的基本原因及动力之一。那么，高智能机器会有性吗？有性别差异吗？人类是有性繁殖的。每个人的基因由于是从父母双亲那里继承来的不同基因的随机重新组合，从而造成每个人的独特性与人们之间的千差万别。遗传变异从而有利的变异被保存和遗传扩散是人类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适存的原因。高智能机器是自己能不断地同款批量制造与升级还是有其他的个性繁殖方式？无生命的智能机器会有繁殖的内在要求吗？他们之间会有个性差异吗？他们会有生物性人类因为生存繁衍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情绪、情感和直觉吗？
目前的人工智能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和训练的。它确实已经显示了其在某些方面的巨大优越性，并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帮助。但是，再大的数据也是人类活动被记录下来极小的一个部分或侧面。把这么小的部分或侧面的东西学得再好，再有加工升级，也还不等于能超过人类全部思维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不断进步的人类智能。或许当技术许可的时候，生性利己的人类会首先做的是复制或强化自己的智能与延伸自身的存在，而不是为异类作嫁衣裳。当然，至于将来究竟是什么前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目前的短见和无知。
与上述种种的无知与不确定性恰恰相反，如同人类过去的创新发明一样，人工智能刚刚产生，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它已经确定无疑开始被人自身用作为欺诈作恶的工具。显然人工智能越发展越先进，其负面使用的可能性从而对人类的伤害和威胁就越大。现在距离上一次的世界大战已经快80年了，长期处在和平状态中的人们，已经对战争的威胁会突然发生在自己头上，严重地缺乏感觉和认知。去年突然爆发和今天还在继续的俄乌战争充分说明，再现代的文明城市，再美丽悠闲的度假胜地，再安详宁静的乡村，都可以因为有权者的偏执、自私和贪婪而瞬间变色，以至成为人间屠场与地狱。如果这场冲突今后真演变为核战争的话，无论我们相距多远，是中立、支持还是反对任何一方，难免都会顿时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这种现代核战争甚至很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但不幸的是，人们是如此纠缠于眼前的争执争斗或沉湎于每日的生计奔波，而对这样真正巨大的共同危险普遍麻木和漠然。因此，就如核能的发现和核武器的发明一样，怎样防止今后人工智能如同核能那样，变为被人用来作为讹诈、伤害乃至毁灭人类的工具，倒是我们真应该考虑与面对的紧廹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窃以为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不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风险，而是人类中的狂徒铤而走险、赌博玩火，利用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科技成果反过来伤害乃至毁灭人类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认识，是否低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超越人类自己智能的危险呢？正好不是。因为即便假定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确实会威胁人类的生存，那么唯一能够阻止的也是人类自己在此（即所谓奇点）之前停手，不是彼此分裂并以领先和战胜对手为目标相互竞争加速这个奇点的到来，而是相互合作并采取共同的步骤去划出并严守人工智能发展的红线，从而预防和规避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后的可能威胁。由此可见，无论人工智能发展最有可能从哪个路径上危害人类，要立即采取行动的都恰恰是相互分裂的人类本身，是人们各自要重视和面对相互之间如何达成共识与协调行动的现实难题，而不是在相互竞赛、加速向悬崖脱缰飞奔的同时，仅仅去高调空谈和轻佻渲染未来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后的种种惊悚的场景与人类的悲剧结局。这就如被称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之父的天才图灵，早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计算机与智能” （再版时又名“机器能思考吗？” ）的结尾所说的：“我们只能看到短近的当下，但看到这些就已经够我们忙活了。”
迄今为止，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是由于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在自然选择中灭亡的。以今天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预测，太阳毁灭从而太阳系的寿命也许还有50亿年，由于太阳老年化的蜕变对太阳系行星的影响，地球生物适存的环境据说大约还有10多亿年。从科学革命发生以来短短几百年的发展速度来看，在今后的若干万年更不用说若干亿年内，人类科技发展的高度和创新拓展带来的生存空间，会不可想象的惊人与宽广。人类走出太阳系或更远乃至洞悉宇宙奥秘的可能性，都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人类一路走来就是在众多不可能的情况下，靠着一个个盲目的希望而百折不挠，不断拓展自己适存的地域和空间，走出了至今的昌盛与精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核武器、人工智能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人类因为自身创新能力与悟性发展的失衡而第一次提前自取灭亡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人类建造通天塔一样，其成功以至连上帝都忌惮人类齐心合力的创造能力，因此让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无法顺畅交流，产生了相互的猜疑和争执变乱，从而使通天塔无法建成。这些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分散到各地，成为不同的部族，开始了人类分散和分裂的时代。
人类由于自己创新能力的突飞猛进而可能提前毁灭自己，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关乎每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历史上所有的冲突与战争无论如何残酷血腥，争斗得如何苦大仇深、势不两立，在俯瞰的后人眼中则早已“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因为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伤害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人，时间自然会淡化乃至磨灭其遗痕。一时的胜利者或失败者都会成为历史的尘埃。人类社会还是会在新的探索中行进。但与之完全不同的是，人类的灭亡则将会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与人类整个种族的生存与繁衍相比，现在我们之间自以为天大的分歧冲突与不能妥协的执念，其实都小得不值一提。为了避免这个人为的悲剧，需要人们的相互宽容和妥协，需要人类的整体悟性和集体理性。全球化本来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行途径。但是，在今天民族国家林立、民族主义高涨，国家之间对立、猜疑和敌视有增无减的全球化退潮年代，我们离人类全面合作的时代，似乎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
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当时的大国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或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调或治理。区域性融合如像欧洲共同体与欧元的创造，似乎也是一条途径。但即便欧盟至今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仍然坎坷艰难。人类的祖先原先是通过移民走到世界各地的，当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变为日益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时，人类再走到一起本来应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是今天已经先富起来的国家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不同人种、文化、宗教和历史传统的融入，普遍都有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且这种抵制和歧视往往受到这些国家人民植根很深的民族情感与传统文化的支持。人类怎样才能放下分歧成为操着相互理解的语言、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的命运共同体，又用怎样的方式治理和协调行动，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在各个民族国家都在拼命努力竞争，力图超越或打败对手的时候，科技的每一步重大创新和发现都可能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真实的威胁。人类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悟性出现了空前巨大的失衡。不言而喻，现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人类的相互理解、宽容与合作。
古代圣贤在2000多年前就憧憬着人类的大同世界和理想国。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也描绘了国家消亡，全球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现代DNA技术的应用，已经证实人类虽然不是如圣经故事所说是在建造通天塔失败后才扩散到天下的，但确实是从非洲很小的一个地方的极少数人，几乎面临种族灭绝的险境，经过若干万年中多少次冒险探索未知地域的失败，最终才成功地逐步走向全球而繁衍兴旺起来。本是同根生的人类如何能用自己的悟性发展驾驭自己的创新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错误相煎太急而提前灭绝的悲剧，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空前严峻的问题。我们的远古祖先通过一代代人难以置信的艰苦努力才把接力棒交到当代人手中。我们当代人没有权利因为自己的自私、偏执、麻木和短见而终结人类的历史。让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为子孙后代与人类的生存繁衍而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此为经华生教授审阅修订的讲座文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