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大医院外科史上早期的创业者，是外科各专科的奠基人。他们曾经心怀壮志，乱世求学，坚守仁医救国，他们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不降志，不辱身，诚实做人，用心行医。
在医疗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他们攻坚克难、励精图治、潜心躬耕，锐意创新，填补了一项又一项的空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他们笃实力行，崇德修身，恪守着医生的职业操守，他们甘于平淡，勇于奉献，践行着医者的初心使命。他们用忠诚和信念培植了中大医院的外科精神，用实干和担当铸就了中大医院的精神丰碑。
纪念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历史。他们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笃实守正的职业精神、树德立人的育人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必将引领和激励中大外科人砥砺前行，勇往直前。
所述内容因年代久远会有偏差，如有不实，还请见谅和指正。
普外科 伍福乐
伍福乐，主任医师、教授、中共党员。1924年10月生，194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44年正式入学，1951年毕业后就职于华东军区总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1955年起先后在解放军84医院和原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工作，1981年入党。他最早应用中西医疗法治疗急腹症，擅长针麻技术和超声诊断，在局部解剖和教学方面颇有造诣
伍福乐、周大华校友伉俪于2016年捐赠10万元在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留本基金，每年收益的部分用于奖励医学院优秀本科生，截止目前共奖励3名本科生，共计9000元。2021年10月去世，享年97岁。
1 艰辛求学
伍福乐，湖北宜昌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随家人逃至四川。1943年报考国立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因成绩优异均被录取。后选择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以实现医学报效祖国的理想，但因家境贫寒，遂保留学籍一年，通过打工赚取学费，1944年正式入学。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校址从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一年级在重庆郊区学习公共课，其它学院的二年级前往沙坪坝，医学院二年级学生则前往成都华西坝校区学习，当时参考文献很少，没有统编中文教科书，老师授课都是全英文，医学材料均为外文，图书馆查阅资料也均为英文。50年代初期医学教材均为俄语教科书，到了60年代才有了中文统编教材。学生听课完全靠老师板书笔记。当时医学院一年级大约100多名学生，二年级仅剩一半，最后毕业的也就二三十名学生。除了成绩之外，不能继续学习的原因大多是交不起学费和疾病退学。1946年的抗战胜利，国立中央大学要迁回南京，但因身体疾患修养一个月，后补考时，生化实验需要仪器辅助，因迁宁仪器封箱，不得不延读一年。
2 早期创业
伍福乐1951年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军区总院就职工作。1955年，在解放军84医院普外科工作。当时外科主任龚学诗骨科专业出身，军管干部（后来担任副院长、院长）。整个医院只有100张病床，外科只有30多张床，外科医生仅有7名，因为有中央大学的前身历史，又是解放军陆军第84医院，名声很大，但是规模却很小，医疗用房匮乏，当时骨科在全国很有名。
1958年医院集体转业归属铁道部，在解放军第六军医学校和陆军第84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南京铁道医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伍福乐一边深入临床工作，一边负责教学工作，当时普外科手术每周二、三台，主要是胃肠、疝、阑尾、胆囊等腹部常规手术。1978年，在大外科主任黄懋魁教授的主导下，率先在江苏省开展肝移植，但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没有理想的抗排斥药，两例肝移植都失败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想法和探索精神难能可贵。
70年代处血防工作严峻，血吸虫流行病肆虐，血吸虫晚期巨脾病人增多，由于门静脉压力增高，许多病人吐血而亡，死亡率很高。国家对血防工作非常重视，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医院积极响应号召，一方面收治各种晚期血吸虫病人，一方面积极组织医疗队深入农村。医院共派出了数个医疗队，由伍福乐、吴鼎新和林友俊等资深外科医生带队。伍福乐前往苏州吴江县八圻公社指导工作，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用一个仓库做临时病房，危重病人很多，有很多出现脾破裂的急症病人。伍福乐不眠不休，时刻守在病人身边，他说：“医生就是要坚守临床，只有守在病人身边才能及时了解和处理病人的情况。”他特别注重无菌措施，指导和规范手术流程，细化脾切除手术的结扎处理。伍福乐所在的医疗队实施了近百例巨脾切除手术病例，其中有3例出现膈下脓肿等严重的并发症，但在他的严密监测和规范治疗下均康复出院，未发生一例死亡，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奇迹。
3 勇于创新
伍福乐还善于用中西医的方法治疗阑尾炎等不典型急腹症病例，通过中药配伍方剂的保守治疗，帮助病人缓解痛苦，为安排手术时机争取时间。他还率先开展针麻手术，是我院针麻技术的创始人。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通过针灸在病人耳朵上扎针，再辅助镇静药物，帮助病人止痛，术后6小时就可以进食流质饮食，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术后的并发症。当时的病人络绎不绝，运用针麻技术开展胃、胆囊、甲状腺的手术约数百例，成为病人慕名而来的最优选择。
伍福乐还被称为南京地区60年代超声诊断的泰斗。当时没有B超技术，医院没有配备专业的超声诊断人员，都是临床医生在手术前自己摸索。伍福乐心细如发，他最早利用A型诊断仪诊断出胆道蛔虫症。60年代初胆管蛔虫症的病人很多，但如何界定和明确诊断一直是个难题。伍福乐利用原始简陋的A型超声诊断仪竟然找到了诊断的方法。他回忆说，其实就是细致观察和经验摸索的结果。如果是胆管内是胆汁的话，诊断仪上的波形是平的，但是胆管内一旦有蛔虫就表现为一个向上的波形。所以当发现波段冲到一个高点，又突然消失，就可以判断是活蛔虫。后来的治疗验证他每次的判断都是正确的。继他之后，超声诊断科有了宋宗文、俞玉祥、张炽敏等专人负责。
对10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脾脏切除后因为免疫力低下容易罹患重症肺炎。伍福乐主任开展脾组织自体移植的研究，以恢复免疫功能，但是脾组织的种植的大小和量需要适度科学把握，经过反复的实验，成功地开展了此项技术，文章在Langenbeck's Archives of Surgery发表。
4 潜心躬耕
伍福乐因为身体的原因，后期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担任教学组组长。他教学严谨，细致认真，从不放过一丝疑点，都要追根寻源，提出警示和改进。他的学生汤文浩（曾任大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回忆道：“一次做动物实验，给兔子开刀，兔子打过麻药却死了，当时觉得是麻醉药量多了就把死兔子随手扔了。伍福乐知道了此事，就严肃地追问为什么不解剖一下兔子以明确死因？解剖的结果着实让大家大吃一惊，原来兔子的腹部有一个膈疝，因为腹腔注射麻药后需要揉搓兔子腹部，腹压增加使肠襻进入胸腔，肺不能张开，以致无法呼吸，造成死亡。从这以后，汤主任养成了习惯，凡是莫名原因死掉的动物都会进行解剖，并抽验心脏血以明确死因。”汤文浩主任的第一篇论文共经过七轮修改才得以定稿，这其中就有伍福乐教授的细致批注，倾注了他对学生的心血，体现了他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
伍福乐事无巨细一一查实，细节流程规范严谨，对讲课的内容结构、时间分配、中间举证的实例例数和耗时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次正准备做脾脏移植的动物实验课，学生发现实验用的一个脾脏不见了，伍福乐知晓后，立即去翻找污物桶，后了解到污物桶已被扔入垃圾堆，他又四处翻查，终于在一片纱布上找到了挂在上面的兔子脾脏。对他来讲实验所用的脏器都是弥足珍贵，需尽其价值。
他和黄懋魁教授率先提出主办江苏省外科研究生班，申报硕士点。1979年普外科被国家授予硕士点，成为首批招收研究生单位之一。他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且均学有建树，担当重任，其中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四川卫计委沈骥主任等，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卓越的医学人才。
他和黄懋魁教授是事业的好搭档，一个重临床，一个专教学，他们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为大外科的布局和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10月，92岁的伍福乐与其夫人88岁的周大华老人捐款10万元，为东南大学的学子设立助学金。尽管当时周大华老人身体不好，仍然拿出平生积蓄10万元，捐助母校贫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以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为母校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心力。
悼念
伍福乐教授于2021年10月21日12时14分去世，享年97岁。谨以此文纪念和缅怀伍教授，以寄托对他的怀念和尊敬。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致谢：受访者及提供老照片史料有：伍福乐教授、伍福乐之子伍乃钢老师、何家声院长、林友俊副院长、陈伯源副院长、阴东平主任、汤文浩主任、芮宗道主任、陈卫东主任、范新主任，在此表示感谢！
（来自中大第二党总支）